于人口的财富内涵的理解，是一国文化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加在人们心中的一个烙印。

 　 人口增长先于GDP的增长

 　 到底人口增长是推动财富增长的原因？还是财富增长一段时期后所形成的结果？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观察到的相关关系是每一次人口的增长都是发生在GDP增长了一段时期以后，那么人口增长就有可能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反之，如果我们发现每一次GDP增长都是发生在人口增长一段时期之后，那么人口增长就是财富总量增长的推动要素和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先看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过去2000年以来GDP指标和人口增长指标，哪个领先。

 　 在公元1700年之前，西欧国家人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但是GDP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公元1700年，当人口增加到近1个亿的时候，GDP才开始明显增加，并且GDP增加的速度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直到1950年前后，西欧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才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西欧衍生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公元1700年之后，人口开始加速增长，而直到150年以后的1870年以GDP为标志的财富创造能力才开始明显增加。并且直到1950年前后GDP增长的速度才开始逐渐超过人口增长速度。

 　 显然，在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出现之后，上述国家的GDP增长并没有迅速增加，而是新的财富创造方式首先带来人口增加——人口增加100多年以后，GDP才开始真正飞跃式增长。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和GDP关系与西欧等国家有什么不同。

 　 与西欧及其衍生国、拉丁美洲等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亚洲其它国家、俄罗斯、非洲等国的人口在公元1700年之前，就一直保持稳步的增长。并且人口的增长从时间上先于GDP的增长，从增速上比GDP的增速高。

 　 西欧及其衍生国以及拉丁美洲，之所以在公元1700之前没有明显的人口增加，是因为那里没有像亚洲、东欧、俄罗斯、日本等地繁荣的农业文明。也就是说，一种稳定的财富创造方式，是人口稳定增加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具备了一定的财富创造方式之后，亚洲、日本、非洲等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的增长，从时间上都领先于各自区域的GDP增长。

 　 进入20世纪以后，制造业财富创造方式开始在亚洲传播，因此中国、印度这些传统的农业大国，在较高的人口基数上开始了比以前更高速度的人口增长，而GDP增长的提速，比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高峰至少滞后50年到100年。比如，二战以后1950－1973年期间，随着工业财富文明的传播，中国和印度人口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加其中——值得玩味的是，中、印两国在各自人口迅猛增长的第40年以后，也就是在公元1990年前后，才同时迎来了连续若干年每年8%以上的GDP高速增长。

 　 当一个历史时期人均GDP开始下降时，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即将出现。

 　 简而言之，公元1500年以后，除了未发现的新大陆，和荒原、冻土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农业社会都出现了人口和可耕地的矛盾，从而逼迫人类寻求农业之外的其他财富创造方式，正是这长达300年的“人口与可耕地”的矛盾导致了技术革命和工业文明的诞生，并在1820年前后，欧洲和亚洲发生了完全不同变化和历史路径选择。

 　 因此，虽然人类社会大部分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但是当人口的增长速度阶段性地超越了资源发现和技术进步速度，则意味着人均财富拥有量的下降。而下一次人均财富量的提升，则必须有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出现。(21世纪经济报道　滕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