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创建和谐社会问题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建设什么样的和谐社会，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等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从心理学视角认识一些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以及探讨如何处理这些不和谐因素，也许会给人新的启示。

　　一、曲突徙薪与亡羊补牢

　　2003年以来，“非典”、重大生产和交通事故等震惊了国家领导人和公众，同时，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1］。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安全事件的一部分，从管理角度看，该类事件与前三类是有很大区别的。实践表明，在群体性事件中，随着时间的拖延，参与者的行为会愈加激烈；而政府方面在处理中投鼠忌器，顾虑颇多，处理措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又呈现出某种值得注意的新特征——原本与政府无关的一些小范围治安纠纷或民事争议，冲突的矛头却很快转向政府，并招来更多与事件无关的参与者。因此，如何应对这类突发的社会安全事件，还应当考虑与前三类不同的管理思路。

　　有两个成语——“亡羊补牢”和“曲突徙薪”。亡羊补牢大家都很熟悉。曲突徙薪典出《汉书。霍光传》：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在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饿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灿烂者在于上行，馀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为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容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清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这两个成语可以类比为应急补救与预警两种社会管理功能。亡羊补牢就是应急补救，属事后补救的措施。曲突徙薪就是预警，是在损失发生之前察觉并警示相关方尽快采取行动消除产生损失的条件。曲突徙薪与亡羊补牢，哪一种更能有效地避免损失，是不言而喻的。温总理的讲话中把“居安思危，预防为主”作为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各级行政部门和研究者都应当牢记。当然，应急补救和预警两种社会管理功能都是必要的，不能互相替代。目前我国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还在初创阶段，并不成熟，而社会预警功能阙如，更令人忧虑。

　　二、建立社会预警系统已成为重大国家需求

　　我国正处于改革和经济转型时期，也是社会动荡易发时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发布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形势蓝皮书》报告，群体冲突事件自1993年的1万起，到2005年已超过6万起，10年间增长了6倍［2］！

　　很多研究指出，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于公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或漠视，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或是由于当地政府的公共政策失误或基层干部的不良工作作风所致。这说明有些群体性事件的事由既有一定的正当性，也有着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城乡居民社会态度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在应对社会问题时，首先选择协商、向媒体反映、信访、向法院起诉等恰当的行为，那些不恰当的应对行为只是在恰当途径和方式不能奏效后的第二、第三选择。可见，所谓“刁民”的认识是错误的。而在不恰当的应对行为中，忍受和发牢骚又多是首选；聚众闹事、集体示威、罢工罢课等多为次选，但其比例正在上升，社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我们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新旧体制并行造成的机制冲突，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异的加剧，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的孳生，部分国家公职人员和基层干部的不良工作作风……都会引发群众的不满，导致种种危害稳定的行为。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各项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Beck的风险社会［3］理论指出，人的许多行为及产物本意是造福人类和社会，但也可能对人类和社会产生新的、意料不到的损害（如汽车、避孕技术等）。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公共政策及其制定程序的主要缺陷，就是对公共问题不敏感，解决公共问题的成效低。这样的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会使社会风险更大。目前进行的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如果没有考虑到公众的可接受性，就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风险因素（social risk factors）。没有哪个行政部门会有意制定有缺陷的公共政策或不当行政，因此对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能自知。很少有一项公共政策只涉及一个社群而不波及到其他社群的利益，也很少有一个公共政策对所有社群都有利。这就要求制定的政策在不同社群利益间求衡（tradeoff），而这仅凭政策制定者的良好愿望是做不到的。本文所说的社会风险因素，特指这些有缺陷但不自知的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这点与工业与组织心理学所说的“组织错误”（organizational errors）——组织的管理制度、规则、程序的缺陷；基本上是一样的。政策失误的后果不一定立刻暴露出来，公众对政策的不接受可能首先表现为忍受和抱怨，这些已经是社会失序的先兆。不幸的是，行政部门往往难以觉察到这种先兆，更认识不到是由于政策失误使然。公众利益诉求的通道不畅通也是对公关问题不敏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不满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被某个事件诱发，酿成群体性事件，至少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后援。公共政策与行政行为失误，是群体性事件的根因！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改革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改革也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面对这种形势，建立社会预警系统就成为我国的国家需求。

　　三、社会预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有人认为，对社会安全事件的预警不现实。实际上，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预警群体性事件是完全可能的。本文所述研究中社会预警的主要途径，就是调查公众的社会态度。

　　社会态度，简称态度，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也是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态度指个体对社会事物的内隐行为倾向。人们熟悉的价值观、满意感、信念、士气、气氛、意愿等，都是态度。态度反映个体的社会存在，又主导其行为。人对涉及的社会事物，因其是否符合自身的需要（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的），都会产生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接近或拒绝的体验。或者说，个体因各种社会事物对自己的意义差异，就会形成不同方向、不同强度、以及从核心到边缘不同地位的态度。态度包含认知成分和情绪成分，即对社会事物主体意义的价值判断，以及从体验到行动的动力性。心理学将态度看作认知和情感等基本心理过程与外部活动间的中介机制，也将态度看作动机、情感、知觉、认知过程的连续整合模式。态度一旦形成，会相对稳定。越是属于核心价值的态度，越是稳定，难以改变；处于边缘地位的态度，相对比较容易改变。态度主导个体的行为，越是核心的态度，对行为的主导作用越是显著。从下图中就可以看出通过态度调查得到的公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经济信心或经济预期），与宏观统计数据反映的经济景气的关系。两种曲线的趋势完全一致。最有意义的是，经济信心曲线的相位总是先于经济景气3周到6个月。这种提前量表明，通过社会态度调查预警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可行的。

还有一些学者倾向于根据宏观统计数据实现对社会问题的预警。各种技术路线的社会预警探索都是应该鼓励的。心理学认为，社会是个体的集合，社会形势就是个体态度与行为的涌现。通过对公众态度的调查，既可以及时发现社会问题，又可以从总的趋势上预测公众可能的行为。当前社会预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预警“三农”问题和群体性事件。预警群体性事件，不是简单地预测群众将于何时何地采取何种对抗行为，而是要监测各地城乡居民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对当地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满意感，从中辨识引发公众不满的社会风险因素，即公共政策失误和不当行政行为。

　　基于公众社会态度调查的社会预警有如下优势：

　　（1）了解公众态度，预测社会形势变化比宏观统计数据更直接、更灵敏；

　　（2）了解公众态度反映社会问题比党政领导视察更全面、更经济；

　　（3）了解公众态度比分析不稳定事件个案更有普遍的代表性。

　　社会预警系统的基本功能基于公众态度调查的社会预警系统，在国家行政中可以发挥4种功能。

　　监测通过了解到的公众社会态度监测社会形势变化，发现社会风险因素。

　　建议通过了解到的公众社会态度及反映的社会问题，为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建议和技术支持。

　　疏导公众的一些不满情绪，只要能以恰当的方式宣泄就可以得到平息。公众社会态度调查本身就是一种关注和倾听，可以成为宣泄不满情绪的恰当渠道，监督公众社会态度调查可以补充官方正式沟通信息的不足，监督基层官员的行为。

　　发达国家的社会预警经验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即开始了社会预警研究。以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ISR）为例。该研究所是全世界最大、历史最长、多学科综合性最突出的社会预警研究机构。该研究所的目标，是监测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破坏性”因素。以下是社会研究所开展的主要社会态度调查［4］。

　　（1）消费者态度调查，自1946年起每月1次。这是社会研究所持续时间最长、调查密度最大、也最著名的研究。研究得出消费者态度（经济信心）是预测经济景气的重要指标；

　　（2）全国选举研究，自1948年起每2年1次。该调查起初只是针对总统选举，后来扩大到联邦和各州议员选举；

　　（3）家庭收入调查，自1968年起每年1次。该研究不只是对消费者调查的补充，主要目标为监测对经济的“破坏”因素；

（4）把握未来——青年人调查，自1975年起每年三次。该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监测战后出生的青年人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5）美国人生活调查，自1979年起每年五次。该调查的对象其实是黑人，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监测，后来扩展到其他少数族裔群体；

　　（6）世界价值观调查，自1989年起每5年1次。该研究源起于波兰的政治动乱。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社会研究所及该研究可谓“功不可没”。现在，该调查已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

　　（7）健康与休闲生活调查，自1992年起每2年1次；

　　（8）恐怖主义根源研究，“9.11”事件后立即启动；

　　（9）阿拉伯裔美国人调查，2003年美对伊拉克战争打响后立即启动。

　　社会预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社会预警研究有这样几个特征［5］。

　　首先，社会预警研究是服务于国家行政的，研究结果不公开发表。这种社会态度调查与流行的民意测验不同。可以以ISR的全国选举研究与媒体所做的选举预测相比较说明。全国选举研究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变化，为国家提供政策建议；而各媒体为预测选举结果的民意测验，不过是为商业性市场调查作广告。

　　其次，社会预警研究由公立研究机构承担。由于研究的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性调查机构显然不适合承担；同样，作为公众态度对象的政府机构也不便于直接操作。

　　第三，社会预警研究须长期追踪调查公众的社会态度。比较不同时间的公众社会态度可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信息。

　　第四，社会预警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参与。社会问题复杂，涉及因素颇多，需要众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公众社会态度调查可提供这种综合分析平台。

　　参考文献

　　［l］温家宝。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水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中国应急管理，2007，1：4~6

　　［2］陈利华。中国“群体性事件”10年增6培。新华每日电讯，2005.7.31，5

　　［3］乌尔利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文出版社，2004，58～66

　　［4］王二平。基于公众态度调查的社会预警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21（2）：125～131

　　［5］王二平，张本波，陈毅文，史伟。社会预警系统与心理学。心理科学进展，2003，11（4）363～367

　　（作者：王二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转载自《中国应急管理》